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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员待遇、上海保卫战、地方利益，三个因素扭成一个难解的结

　　-本报记者 陈旭

　　4月8日上午，上海下起了小雨。在虹桥机场附近的东方航空公司基地，一场由飞行员、乘务员、机务人员等150多名员工代表参加的东航员工职业操守誓师大会正在举行。东航总经理曹建雄同时发表了一份《告全体员工书》，他强调旅客是航空公司的衣食父母，任何人都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也承认东航在管理中存在薄弱环节。

　　这是东航在经历“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后的一次危机公关。

　　待遇问题

　　“返航事件”带来的舆论风波是参加返航的飞行员始料未及的。之前，他们怀有侥幸心理。在目前的中国民航市场，飞行员是培养周期长、成本高的稀缺资源，他们有逃避惩罚的心理优势。同时，他们也确实满腹委屈。在“返航事件”发生之前，一封公开信曾在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宿舍楼里流传。这封信中提到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待遇过低。

　　飞行员的工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固定工资和小时费。小时费是飞行员执飞一个正常航班后计入的工资收入。2008年3月份，东航云南分公司规定，飞行员每月的小时费不能全额发放，要被扣留几千元，年终再补，但集中一次的返将导致税收标准由原来的8%提高到30%。“返航事件”之前，东航云南分公司由于要补扣去年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名机长补缴去年的税收就达六七万元。

　　那封公开信里提到的事实还有，其他飞云贵高原特殊机场的航班均得到了很高的风险补贴，东航云南公司没有。重组之前的原云南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待遇当时也均高于国内兄弟航空公司。而当他们通过合理渠道向公司领导层要求提高待遇时，却一直遭到敷衍或拒绝。

　　“重组后，东航承诺不降低待遇。但事实是不止飞行员，整个云南公司职工的待遇都降低了约50%。优秀的机务因此流失了很多。”东航云南分公司的一名职工称。

　　艰难时刻

　　风暴中心正从昆明转到上海。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罗祝平这些天接到了很多记者询问“返航事件”的电话， “现在是东航的艰难时刻。”他说。

　　1997年，东航成为国内首家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上市的民航企业。但之后，为贯彻落实政府的大公司战略，它在5年内连续重组了5家航空企业，这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了种子。

　　很快，东航的管理也引起众多非议。2004年初，为了实施建设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港的目标，东航集合了14家分、子公司的机队和机组，发动了一场“上海保卫战”，目标是在上海航空市场拥有绝对的优势。1500名地方公司的骨干精英来到总部上海，部分地方分公司的飞机也调配到了上海。此举曾引起分公司方面的意见，甚至还引起当地政府的不满。云南方面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2004年11月21日的包头空难更加恶化了东航云南分公司和总部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如果对分公司的运力不进行调配，那包头空难可能避免。更让分公司无奈的是，东航各分子公司在抽空支援上海后，当地航线被对手乘机而入。东航云南公司就是这时失去了在昆明机场的传统优势。

　　与此同时，在拥有传统优势的上海，东航的份额也正被同城的上海航空蚕食，国航也对上海虎视眈眈。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飞行员，但对于身陷亏损泥潭的东航来说，航油在涨，CPI在涨，购买飞机又需要向银行贷款，它哪里有钱提高员工待遇？“其实飞行员们取得阶段性胜利是很有希望的，提高待遇也指日可待，但改善航空公司的运作，却似痴人说梦，要知道，这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航空公司也是体制的牺牲品。”一名业内人士表示。